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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21 16:43 来源:长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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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学生营养方面的研究和工作,包括儿童少年饮食行为的研究、人群营养状况的调查和监测、营养教育、学校营养午餐。


来源:新周刊

有文,有识,有趣——凤凰副刊


 未见李欧梵,先听两位朋友谈他。在柴湾的《亚洲周刊》编辑部,总编辑邱立本取出一张稿纸,每谈一位高手,便在纸上写其名字和主要作品,在“李欧梵”三个字下面,他加了粗粗的一条线。“我和李欧梵是好朋友,他在《亚洲周刊》上的‘文化观察’专栏,是严肃学者谈世俗文化的好文字。”这张纸我至今还保存着。

在土瓜湾的牛棚书院,院长梁文道抽着烟斗,如数家珍地品评诸位客座教授的长短,说到“李欧梵”,他顿了顿,敲敲烟斗,对着我的眼睛说:“李欧梵是香港高校的另类,治的是学术,玩的是潮流,过的是生活。”两位高人的评价似乎也可以从李欧梵一系列着作的书名上得到印证:《上海摩登》、《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狐狸洞呓语》、《过平常日子》、《都市漫游者》、《寻回香港文化》。而书里的李欧梵,一直徘徊在两种语言之下的“精神分裂”之中,学术文体和杂文文体相互杂错,这正是源于对象牙塔中“冷漠的”纯学术理论导向的不满。他自称愿做一个“机动知识分子”,一个没有疆界的人,一个彻头彻尾的多元主义者,对都市、对俗世,既批判,又投入,既预言,又幻想……

领小资潮流采访李欧梵是在一间书吧里,这种地方应该是迷恋有旧上海风味的咖啡馆的他所喜欢的。有太太李玉莹相伴,年过花甲的李欧梵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虽然,不说话时的他看上去一脸严肃。

当日书吧的气氛显然很对李欧梵的品位。心情大好的他说起一段旧事:有一次两岸学者开学术研讨会,香港诗人也斯提出“香港的茶餐厅文化较上海的咖啡店更普及、更具公众性”。上海学者许纪霖虽然承认香港“有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茶餐厅”,但他很快就发现香港的茶餐厅近年在上海也开始流行,而“茶餐厅一到上海,就立即变得‘文化’起来”。香港还是没有上海有文化。对这场辩论,李欧梵感慨:“即使在学术场合,上海与香港‘双城记’的意义,也随着市场经济的评论在改变。近年来,这两个城市似乎在互相竞争,在各方面都坚持,你死我活,甚至连咖啡馆也不例外。”上海与香港“双城记”之说,始于李欧梵。

在李欧梵看来,一个城市需要一个“她者”才能被理解。长期以来,香港与上海处于一种互为“她者”的关系之中。20世纪50年代,尽管香港经历了明显的“上海化”,但依然是上海这个传奇大都会的可怜的镜像。但70年代,香港终于走上了超越上海并成为一个大都会的道路。到80年代,香港不仅代替了而且超越了上海,此时的香港需要一个“她者”来定义“自己”,正如在40年代,张爱玲的上海把香港作为“她者”。他说:“自80年代晚期起随着香港和其他国家的投资商的到来,上海正经历着令人兴奋的都市重建——浦东地区的天空线与香港的惊人相似。新上海的城市景观看上去就像是镜像的镜像——对香港的现代或后现代复制,而香港长期以来一直是以老上海为蓝本。”在上海和香港谁会取代谁“这种单线式的发展论调”面前,李欧梵坐不住了,觉得自己“作为半个外来客和半个本地人”,理应为香港打打气,接连写了四篇为香港打气的文章,篇篇都与香港和上海的关系相关。他开始批评上海,如浦东的建筑物大而无当、虹桥机场杂乱无章、交通秩序无法和香港的相提并论、上海的“成功人士”和“白领阶级”,在文化消费上仍然摆脱不了暴发户的习气、文化信息远远落在香港之后等。

爱之深才骂之切。批评归批评,李欧梵心中还是挥不去上海旧梦:“每次到上海,都感受到一种文化气氛,它虽然未成型,但在街头巷尾随处有形迹可寻。散布在衡山路附近的几家餐馆和酒吧——上海非常特别的是翻修后的老房子——几乎每家都有一个‘前世’的故事,而这一种历史的阴魂,在我眼中正代表了上海的魅力。即使经过多年沧桑,在革命和现代化的轮番摧残之下,仍然阴魂不散,令我着迷。”谈“双城记”,不能不谈《上海摩登》,这书使‘李欧梵’三个字变成小资文化的符号。对此,李欧梵微微一笑:“听起来我有点飘飘然。虽然对小资情调我是有所批判的,我认为,小资情调、商业文化这一套不应与中国历史相隔离,而要游离于二者之间,让它们相互撞击。但是听说白领都爱看我的书,这也迎合了我的初衷。《上海摩登》我故意写得浅显,写得形象,而不是用学术语言,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看懂。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唱高调,我就要唱一个最大的反调:绝不做大事,只做小事。我是狐狸型的人,对那些小的细节性的东西颇有兴致,而不是像刺猬那样努力于构建一个完整系统。”《上海摩登》的中文译者毛尖的那篇《尘世里的李欧梵》,让大家都以为李欧梵定是过着潇洒不羁的生活,哪知他却喜欢“现世安稳,岁月静好”。不免感叹事先别人赋予了无数小资浪漫符号的李欧梵,与自己的文章颇有一段距离,李欧梵转头向太太李玉莹盈盈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过平常日子李欧梵爱香港,他爱的人和爱他的人都在香港。他本来可以在哈佛大学继续过着舒服日子,在燕京图书馆里面做他的象牙塔学问,却因为爱,现在任教于香港科技大学,大有把余生都交给香港的想法。

既然李太太在场,自是解开他们夫妇合着《过平常日子》种种情缘的好时机。此书仿《浮生六记》体例,毫不吝惜地与读者分享他们的生活情趣及经验,亦是他们爱情的见证。作为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李欧梵讥讽过《浮生六记》中沈复对芸娘爱的浅薄,剖析过《爱眉小札》中徐志摩与陆小曼惊世之恋的残酷,“但一旦自己恋爱起来,山崩海裂,却是十足的‘倾城之恋’。”“这一对饱经沧桑的世间男女,各自众里寻他千百度,才蓦然觉醒,原来眼前即是梦中人。这一下,‘半生缘’便爆发出‘倾城之恋’来了。”——这是李欧梵大学同学白先勇的话。

李欧梵与李玉莹都是二度春风,在中年相爱进而共结连理,多年来建立的感情本源于日常生活。李玉莹不仅善解人意,更做得一手好菜,新近更有《食物的往事追忆》一书出版。有妻如此,李欧梵说的话全不像一个年过花甲的学者:“我反省自己的前半生,觉得自己根本不知道生活为何事,只在爱情和事业的两极中做奋力不懈的殊死搏斗。所以余英时先生听到我和玉莹结婚的消息后,说我终于‘修成正果’了,终于‘修’到常人所经历的婚姻生活。这种生活,对别人可能早已司空见惯,但对我而言还是很新鲜,而玉莹的感觉也是如此。这才引动了我们合写一本小书的念头,不但为我们所珍惜的生活留点记录,也可以以此告慰朋友的关心,甚至可以使部分不相识的读者莞尔一笑或感受一点温暖,我们就于愿已足了。”《过平常日子》有当代《浮生六记》之誉,但李欧梵却有自己的一番理解:“这本小书,表面上似乎在追溯沈三白的《浮生六记》,但在内容上当然大异其趣。我和玉莹都自觉是现代人,沈三白书中所描述的乐趣和忧愁,我们只能同情,却不能重蹈覆辙。也许玉莹和我仍有一点浪漫余情,所以也不承认在这个所谓‘后现代’的时代中,人生只有欲望而没有爱情,只不过我们必须把爱情重新定义,把它作为‘安乐’的先决条件。”如今“安乐”地生活在“后现代”时代里的李欧梵,喜欢太太亲手烹调的美食,喜欢各种流派的电影,喜欢古典音乐,家里就收藏了数千张CD,更喜欢和太太结伴周游四方。李欧梵一脸富足地说:“我在甲子之年和玉莹结为夫妇,这只能说是缘分。如照现代人的说法,人生一切都和‘逢时’或‘不逢时’有关。我和玉莹的感情是时间造就的,所以也觉得特别深厚。时间是无尽头的,所以我们的感情也绝不会有枯竭之日。以最寻常的观念来说,普通人的生活会随时日的流转而逐渐变成俗套,其意义随子女的将来而转移。而我和玉莹反而感到时不我与,禁不住要弥补已逝的时间,虽然年华已逝,但也愈觉‘现在’的珍贵,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感觉。”治别致学问李太太玉莹生于广州,席间少不了谈广州,我曾在广州读书游乐数年,看过李欧梵有一次大发了一番关于广州的见解,被广州一位专栏作家斥为“不懂广州的外行话”。李欧梵哈哈大笑:“我每到一个城市,只要有感触,就情不自禁地说起好话来。我去广州的次数太少了,应该再去一次才行。广州其实是治学问的好地方。实际上,鸦片战争之后的一段时期,广州和香港才是‘双城记’,二者在文化上很明显是一体的。”虽然对广州的生活了解不多,“广州姑爷”李欧梵还是不脱爱说城市文化的个性:“提到广州,我会想起一连串跟历史密切相关的名词:广州公社、十三行、沙面。我太太说,身处广州的街市,特别容易联想到当年西关大少的老式生活。广州的很多街巷,至今保留着传统的民间小吃,很喜欢那种乡土气息。我也很喜欢中山大学,因为陈寅恪的英魂在那里。广州还有鲁迅纪念馆,有一次和国内搞鲁迅研究最有名的两位学者王晓明和汪晖同去,我们站在二楼,那是鲁迅当年的卧室兼工作室,也是他和许广平初次幽会的地方。我和王晓明、汪晖开始构思小说,小说的开头是:鲁迅抽着烟,许广平轻轻地上楼,鲁迅抬眼说:‘你怎么才来呀?’。”不禁问起李欧梵写那本学术专着《铁屋中的呐喊》时,到底如何理解鲁迅的。李欧梵想了想,慢慢道出自己的一个基本结论:鲁迅并非一位有体系的,甚至也不是前后一贯的思想家;他的思想的发展也并非顺着一条从社会进化论到革命马克思主义决定论的路线。他是一位高度“思想化”的作家,他把自己的思想和情绪转化为艺术的意义结构,这种意义结构是绝不能肤浅地仅仅理解为抽象的“革命意图”的。鲁迅最终完成了自己在文学方面的使命,经历了许多的考验和错误,他的心智成长的过程其实是一系列以困惑、挫折、失败,以及一次又一次灵魂探索为标志的心理危机的过程。

我不讳言自己对鲁迅读得太少,但有一件事印象很深:有一次几个文学青年问鲁迅,一个作家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答案很出他们的意料,鲁迅说:“胸襟和见识。”因为此事,我才明白鲁迅何以为鲁迅。以此求证李欧梵,他听了,连连点头,一阵沉默。

[责任编辑:王军]

标签:李欧梵 小资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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